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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元诞生二十周年——从“最优货币区”理论到欧元区实践

作者/整理:最新老虎机娱乐平台 来源:互联网 2019-12-05

  2019年是欧元诞生20周年。20年来,创设欧元这一伟大的货币实验取得了巨大成绩,但也存在着一些不易解决的内在问题。站在2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点,对“最优货币区”理论以及欧元区实践进行简要回顾与分析,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
  1961年,罗伯特·蒙代尔在《美国经济评论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最优货币区理论》的论文。多年来蒙代尔始终推崇固定汇率制度。固定汇率制度意味着各种主权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很小,在国际贸易中使参与者只需面临很小的汇率波动风险,从而有效促进国际贸易发展。如果固定汇率制度达到极致,几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完全锁定,几种货币就会像一种货币一样,此时,甚至可以将几种货币取消,转而使用单一货币。在单一货币制度下,不但能够完全消除汇率波动风险,而且还能消除货币兑换手续费用,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,从而发挥国际贸易的潜力。这便是“最优货币区”理论的初衷。

  但是,“最优货币区”如果想要稳定运行,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应对宏观经济中非对称冲击。从长期来看,决定经济增长的是科技进步、人口增长、制度变迁等基本面因素。但从短期来看,货币政策具有抚平经济波动的作用,在经济高涨时期,通过紧缩货币政策可防止经济过热,在经济衰退期,通过扩张货币政策可抑制经济下行。当几个经济体决定使用同一种货币,并组建一个货币区时,意味着每个成员国都将放弃本国货币政策,未来只会存在货币区统一的货币政策。如果货币区经济运行遇到冲击(例如金融危机、外需萎缩、能源危机等),假如这个冲击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相同的,这种冲击就被称为对称冲击,此时,货币区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即可应对,但假如这个冲击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,例如,有的成员国可能受益,有的可能受损,这种冲击便被称为非对称冲击。此时,就无法通过统一货币政策来化解。如果不能妥善应对非对称冲击,成员国在面对非对称冲击时可能将缺乏有效政策工具来应对,此时,货币区便会遇到解体的风险。

  一般来讲,为应对非对称冲击,组建稳定的货币区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。第一,成员国之间具有较强的同质性。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增速和通胀率的波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,宏观经济一般表现为同起同落,此时,所遭遇的经济冲击多为对称性的。第二,生产要素可在几个经济体之间自由流动。蒙代尔特别强调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性。假如某区域产能萎缩,出现通胀,而另一区域产能过剩,出现通缩,只要劳动力能够自由转移,则劳动力就会从产能过剩区域流出,从而降低产能,流入产能萎缩区域,从而增加产能。第三,建立统一财政转移支付。假如某区域经济衰退,而另一区域经济高涨,则可在经济高涨地区征税,转移至经济衰退地区。

  1999年,欧元正式诞生。20年后,欧元区已从2001年时的12个成员国扩大至19个成员国,覆盖超过3亿人口;到2018年,欧元区GDP已达13.7万亿美元。

  欧元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欧元区贸易发展。其中,德国受益尤其巨大。经历了两德统一时期的短暂下滑,从1996年至2000年,德国对外贸易顺差大概保持在五六百亿欧元区间,但从2001年起则呈现出飞速增长,虽然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,但到2017年仍达到了近2500亿欧元。

  第一,欧元区经济区块化现象较明显。从2001年到2018年的季度GDP数据来看,德国与卢森堡、奥地利、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.97、0.95、0.94、0.93、0.93,这几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出很强的同步性。但德国与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希腊等国的经济相关性较低,特别是在2006年至2012年间,德国与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爱尔兰、葡萄牙、希腊的经济相关系数分别为0.20、0.18、0.12、-0.02、-0.41,在欧元区12个核心国家中,这5个国家与德国的经济相关性是最弱的。换言之,德国、法国、奥地利、比利时等国家构成了一个较为同质的区块,而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爱尔兰、葡萄牙和希腊则游离其外。

  第二,欧元区劳动力流动性较差。欧盟规定了四项基本权利,即人员自由流动、设立场所自由、服务自由、资本自由流动,这四项基本权利保障了欧元区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。但是,现实并非如此。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,在2013年至2017年间,从某个欧盟国家向其他欧盟国家移民的数量是很有限的。例如,从德国向其他欧盟国家移民的数量,这期间每年在8万人到20万人之间,这在欧盟各国中已属最多,从法国、意大利移出的人数每年大约2万人,从希腊、爱尔兰、西班牙移出的人数每年大约1万人到2万人。而从其他欧盟国家移入德国的移民数量则是最多的,每年在35万人到45万人之间,移入法国、西班牙的人数约在10万人左右,其他国家则更少。

  第三,缺乏统一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。货币政策统一,但财政政策不统一,是欧元区的一大缺陷。各国独立征税,独立发行国债,并独立决定财政支出,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将本国财政收入用于其他国家。缺乏统一的转移支付体系,在统一的货币区内,便难以应对非对称冲击。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

  2009年底,希腊出现主权债务危机,到2010年,债务危机迅速蔓延至葡萄牙、爱尔兰、西班牙等,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公共债务负担过重、国债面临违约等问题。到2012年,经多方帮助,危机得到了缓解。但此后,虽然受到外部施加的财政紧缩限制,但这几个国家公共债务仍在不断积累,问题根源并未得到彻底消除。

  2008年,全球爆发金融危机。对于欧元区各国来说,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了整个欧洲,致使各国经济增长率下滑。为了应对这一对称冲击,欧洲央行彻底改变了之前的加息政策,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5月多次下调利率,通过施行宽松货币政策,遏制欧元区经济下行。

  但从2009年年中开始,欧元区经济出现了分化。一方面,德国和法国经济在2009年年中已触底反弹,开始逐渐回升。例如,德国GDP增速在2009年跌至-5.62%的谷底后,2010年强势反弹至4.08%,2011年也有3.66%的优异表现。另一方面,希腊、意大利、葡萄牙、爱尔兰、西班牙等并没有在德法经济复苏中受益,经济表现较差。在2010年,意大利、葡萄牙、爱尔兰、西班牙经济虽出现反弹,但普遍较弱,而到2011年又明显下滑。希腊经济增速更是持续下跌,2009年至2011年,GDP增速分别为-4.30%、-5.48%和-9.13%。

  从欧洲央行角度来看,随着德法两大“火车头”的复苏,欧元区经济已从2009年年中开始反弹。因此,自2009年5月起,欧洲央行暂停降息(也未升息),但对希腊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爱尔兰等国家来说,其经济状况并未明显好转,希望货币政策能够更加宽松。当时,在欧元区中出现了非对称冲击,希腊等国已无货币政策可用。因此,欧元区出现了这样的现象,德国的公共部门支出占GDP比例,从2011年后不断降低,2017年甚至低于危机前水平。但对希腊等国而言则完全不同。例如,希腊的公共部门支出占GDP比例,在危机前约为42%至43%,在2011年至2015年间,每年则提高到50%至60%之间。财政支出大幅增加,直接导致欧债危机爆发。此后,虽然危机得到平息,不至于引发大范围的金融动荡,但部分国家政府债务积累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。

  希腊等国普遍存在社会福利较高、国民工作不够勤勉等问题,这是出现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。但是,只关注这些问题,还不能全面理解欧债危机。

  第一,债务危机爆发前,希腊等国家债务占GDP比例确实较高,但在欧元区中,仍有多个国家债务水平同样很高。2008年前,比利时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在90%以上,与希腊和意大利差距并不很大。奥地利在70%左右,明显高于西班牙,与葡萄牙接近。但是,比利时、奥地利等国并未出现债务危机。

  第二,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,希腊等国财政支出大增,特别是2009年欧洲经济缓慢复苏之后,仍保持持续增长态势,这显然不仅是社会福利高、国民工作不勤勉造成的,而是一种应对经济下行的逆周期政策。

  总的来看,奥地利、比利时等因经济走势与德国有较大一致性,在欧元区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,与德国共同复苏,未再采取强力财政政策拉抬经济,降低了国家债务风险。但希腊等国因无法搭上德国经济复苏的顺风车,在欧洲央行暂停降息后又无本国货币政策可用,不得不加大财政政策力度,直接导致债务危机发生。

  展望未来,欧元区能够保持统一并不断发展,成员国也可持续从一个统一的欧元中获益。但同时,欧元区的内在问题依然不易解决,如何化解非对称冲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,仍将考验欧元区各国的智慧。